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故其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他们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初通文墨,能读报纸;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
这样的尴尬困境早在清季兴学堂时已可见到。后来参加自立军起事的湖南学生林圭留下了一些他将入时务学堂前几个月的文字,颇能体现那时边缘少年读书人感觉事事不如意的心态。他在论中西医之别时比较中西人的生活,认为中人“劳顿一生,无日不在忧患;欲行一事,未见有畅行无阻者。故郁字之病甚,至有极郁而不顾风寒湿热之内外交攻,伤生多矣!无郁则脑舒,郁则脑伤。……郁病不除,则脑不灵;脑不灵,则体魄虽存,以[已]成废物。”这里对中人生活的描述,未必就会为那时一般中国人所接受,倒最能体现那些尚处边缘的少年读书人在“倾念身世,将何处从”这一内外交困大环境下“浮沉人世,积郁难消;名不能成,身无以立”的心态。
此时林圭尚不知能否进入时务学堂,他那种上下求索的烦恼焦虑在一封给家乡的老师谈读书的信中表述得特别清晰:林氏承认,读书不能“耐烦”是他近来“大病”。他在家乡本治史论,但觉得“功已不及”,遂“弃难从易,故又作词章。计稍暇,即翻阅书籍,寻源溯流,摩词揣意。”然而词章似乎也难速成,回顾原来下了工夫的“古业”,不免“又爽然若失”。后来“有友从旁晓之者,谓词章不佳,非徒无益,且有害焉;不如专攻文艺,进取犹易耳。”于是他又决意“废前功而专此道,每日读四子”。他自己总结,“凡此皆不能耐烦之病”,盖先有“求速之心”在,结果“功愈急心愈纷,似有大气团格于胸,乱突于上下,怦怦然,终日不能一得也。”
甲午后国势日亟,读书人皆急欲用世救世。而丁酉戊戌年间湖南学政江标和巡抚陈宝箴正从事教学内容与考试科目的改革,学子都有个因应的过程。林圭从史论到词章再到文艺,在短时间内几次“弃难从易”,凸显出一股强烈的“求速之心”。正如他自己那时所感叹的:“嗟夫!盛时不再,尘海难濡。欲肆志新学,堂奥苦深;欲静守天命,生涯无藉。”他考入时务学堂后,面对的即将是“堂奥苦深”的新学,仍难速达。故即使没有戊戌的政变,像他那样的少年读书人恐怕也难读毕业,终会因这样那样的机缘投身实际政治。
林圭留下的文字生动地再现了早期边缘知识青年的困境及其迫切的心态,类似的状况到民国后越来越明显。生于1902年的另一位湖南革命家黄克诚,家境贫寒,十九岁以前没穿过棉衣,但被选中为家族共同负担的读书人。他不负众望,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到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后,却因那里“看重英文和数理化”,原“所熟悉的古文”不受重视而“逐渐产生了自卑感”。新学的“堂奥苦深”对他产生的心理压力是明显的,再加上国家的内外交困局面日甚,黄克诚对学业的兴趣渐淡,转而“深入地探索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问题”。阅读各种报刊后,他认识到“不光是我一个人苦于无出路,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由过去为个人寻找出路变为立志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出路”。在参加了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后,“思想上似乎有了寄托,一扫过去那种苦闷消沉的精神状态”。最后因感觉三民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诸问题”,进而“在国际的各种思潮之中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从林圭到黄克诚的事例可以看出,边缘知识分子对社会承认的期望不比任何社群差,但他们却无法像鲁迅那样有固定收入可以抄碑帖排遣意绪,也不能像胡适那样可以在大学获取有面子的高薪教职。与鲁、胡一样,他们每日目睹中国在西潮冲击下的败落;与鲁、胡不同,他们同时看见自己生涯的无望。这样的双重失意惆怅,使边缘知识分子比别人多一层烦恼焦虑,因而也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较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即使生活改善不多,到底是为一种更大更高的目标而生存、而奋斗。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和实际的参与都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
作为一个群体,边缘知识分子实继承了“学生”社群初起时的“中间”或“过渡”特征。由于他们不论身心都徘徊在城乡和精英与大众之间,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起到了联系和勾通城乡及精英与大众的功用。所谓边缘,本是双向的,即一脚踏在知识分子一边,一脚踏在不能读写的大众一边。这样一种两可的特性使其有时恰更容易被双方接受。知识分子可见其知识的一面,大众则见其通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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