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博古作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总结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动员报告，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地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秦铁/口述 周海滨/整理，原题为《争议博古：历史给他安排的就是个犯错误的角色？》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回头看，博古“临时中央”的一些做法被认为是错误的。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仍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指导，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教条化、神圣化。在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上，博古等提出红军攻打大城市，白区实行同盟罢工、示威游行、飞行集会等计划。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发动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最终失败。同时，他们还强令红军攻打赣州，“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以此来“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仍以失败告终。
曾在博古身边工作过的黎辛认为，在军事上，博古与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是坚决执行共产国际“首先夺取一省和数省胜利”的“左”的路线的，但也推崇朱、毛的游击战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他们几次指示周恩来（军委主席）与朱德（总司令）进攻敌人，后博古遵照周恩来“请求”赴前线，了解实际情况，让周、朱放手打，取得胜利。事后，博古作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总结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动员报告，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地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黎辛《博古辉煌、短暂与悲壮的一生》，《党史文苑》2010年2月上半月）
在秦铁看来，临时中央的错误不能完全归结在博古的头上。“1933年的福建事变，父亲当时赞成与在福建的十九路军联合夹击蒋介石的军队。当时正是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苏区被蒋军重重围住，形势特别严峻，福建一成立反蒋政府，蒋介石不得不调集10万大军前去围攻，苏区可暂时解围。当时中共领导层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时机，应该支持福建政府的李济深、蔡廷锴他们，我父亲也是持这种观点；但中央有部分成员不同意这么做，认为李、蔡与蒋介石是军阀内部的斗争，蔡廷锴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家伙。当时中共上海局也多次发来警告，说蔡廷锴是亲近社会民主党的，而社会民主党是顽固反共的。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代表弗雷德也持这种的观点，所以我父亲看大多数人都不赞同自己的看法，就按党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了”。“也是从这件事情，我父亲成了左倾路线代表人物，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提出来的，对于路线斗争这种提法，我也有不同看法。什么叫路线？首先，我觉得甭管哪个同志犯了错误，都是在摸索革命的过程中，个人谈个人的观点，并不是有意反对-。因为总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但是怎么走？向哪个方向走？是可以探讨、研究的问题，没有必要加上路线斗争。大的方向都一样，有什么路线问题？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这都是值得探讨的，我认为不能以左、右来区分事情的真相”。“到现在，我只认就事论事，不认正确路线、错误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当时的时间、地点等客观条件，要靠后来的实践证明”。秦铁如此强调。
但是，秦铁承认，父亲的左倾错误的确给中共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不过，博古认为共产国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中共党史，不能不注意到‘共产国际’。可以说，成也‘国际’，败也‘国际’……”秦铁感叹道：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一向就是有理则听，无理则不听。“但是我父亲具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胸怀”。
1941年5月15日，博古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1942年6月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开启。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通知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我党七大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这对博古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有人指责说：博古当总书记时才24岁，他胆子真大。据博古夫人张越霞回忆，博古甚至做好了被关监狱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还找博古谈话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检讨了自己自1928年以来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深厚的宗派主义，恶劣的个人主义”。
秦铁转述母亲张越霞的回忆：母亲说，你爸爸老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检查很深刻，得到了全党的谅解。父亲这种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称道。
秦铁承认，父亲的左倾错误的确给中共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不过，博古认为共产国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中共党史，不能不注意到‘共产国际’。可以说，成也‘国际’，败也‘国际’……”秦铁感叹道：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一向就是有理则听，无理则不听。“但是我父亲具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胸怀”。
秦铁记得小时候总有些叔叔阿姨跟他说：“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常说这话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叶帅和王胡子（王震）叔叔。“上世纪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只要我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饭，以示对我父亲的怀念”。
而王胡子叔叔“文革”期间挨冲的时候，秦铁经常去看他。一次散步的时候王胡子叔叔对他说：“小铁啊，你爸爸是好人。”
秦铁对父亲的认识从中学开始。“我在上中学时才知道父亲是犯了错误的人。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在秦铁眼里，父亲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中共的事业还是作出了不少贡献。他能举出一连串的事迹，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父亲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与国民党反复谈判，最终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恢复重建南方13省党组织、组建新四军、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我党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1938年创办《新华日报》，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并任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是中共新闻事业奠基人。
对于博古来说，他也认识到错误的极端严重性。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这个报告的内容和效果，各类文章千篇一律，即博古虽检讨了自己与李德的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却找了一些客观原因为自己辩解，遭到了其他同志的严厉批评，博古感到十分委屈，而且还写了几句话来排泄内心的苦闷。（伍修权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持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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